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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層設計激活創新要素
　　在傳統的單一科技創新的基礎上，形成多要素聯動、多領域協同，對內可循環、可持續，對外形成強大的資源集聚效應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湯耀國皕文聶歐王傳真
　　劉若鵬才31歲，5年前從美國歸來就選擇了深圳，創辦出如今大名鼎鼎的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
　　他有年輕人的激昂與不馴，“人們都只相信過去，而我們佈局的是未來。”超材料具有“無中生有”的超前性，學界和投資界對其尚未廣泛認同，對此，劉若鵬有所不平，又有所不屑。
　　同樣年輕的深圳義無反顧地接納了他。從2008年開始，深圳接連推出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六大戰略新興產業扶持計劃，並輔以“孔雀計劃”，延攬海外高層次人才。
　　劉若鵬交給了深圳這樣的“回報”：累計申請超材料領域核心專利2500件以上，超過領域全球專利總量的85%，開創了預期產值達千億元的新興超材料產業。
　　2012年12月，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第一次外出考察去的是深圳，考察的第一家企業是劉若鵬的光啟。據《深圳特區報》當時的報道，“在光啟，習近平說，國家的強盛，國力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哪個國家擁有人才上的優勢，就會擁有實力上的優勢。國家要走創新發展之路，首先要重視創新人才的聚集，應該擇天下英才而用之。”
　　人才，科技創新的第一要素。沒人才，科技創新無從談起。創新驅動實質上就是人才驅動。只有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科技創新才有希望。
　　擇天下英才而用之，廣泛吸引各類創新人才特別是最缺的人才，深圳看準了這一條。光啟——深圳3萬多家高科技企業的一個縮影。這些企業共同的經驗就是用好科學家、科技人員、企業家，激發他們的創新激情。去年，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到GDP的三分之一，今年上半年又升至四成。
　　拿什麼主導深圳命運
　　深圳聚合科技創新要素的戰略轉變始於6年前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他們沒有被危機驚倒，而是把危機當成了“彎道超車”的機遇，接連佈局了六大戰略新興行業，併進行創新型城市試點，如今一批“源頭技術”型企業挑起了深圳發展的大梁。
　　深圳市市長許勤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創新是深圳的基因，也是這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當科技創新具備一定基礎後，就必須加速形成綜合的創新優勢”。
　　在經濟增速換擋期，一個普遍現象是越發達的地方經濟增速越低，深圳似乎打破了這一規律。
　　今年上半年，深圳GDP為6460.78億元，增長8%，高於全國和廣東全省增速。其秘訣就在於以創新驅動，新的產業呈現快速崛起的態勢。從數據來看，上半年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等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增加值2584.94億元，增長14.3%，高出全市GDP增速6.3個百分點，占GDP比重達四成。
　　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深圳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許勤介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深圳經濟造成一定影響，加之土地、人才等要素資源長期匱乏，“深圳唯有向創新要動力、要潛力”。正是從那時起，深圳開始明確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要效益，陸續出台六個戰略新興產業引導扶持規劃，以求長遠發展。
　　在去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題舉行的第九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強調，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
　　深圳提前佈局戰略新興產業，相當於抓住了創新驅動發展的牛鼻子。接過傳統製造業和外向型經濟的接力棒，一大批新興高技術型企業挑起了深圳產業發展的大梁。目前，深圳高科技企業超過3萬家，除擁有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等大型領軍企業，近幾年還涌現出超多維、科陸電子、國民技術、華星光電等占據細分行業市場主導地位的中小型企業。
　　數據顯示，深圳高技術產業產值從2008年的8711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以上，年均增速為10.2%，其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提高到2013年的33%以上。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告訴記者，這幾年深圳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頭髮力，積極搶占產業發展制高點，取得了一批重大創新突破，在新一代信息、互聯網、新能源等重點產業形成由創新型龍頭企業引領發展格局。
　　曾在1999年承擔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的華大基因公司，眼下已登頂全球生物基因研究領域的金字塔。而由五位留美“80後”青年組建的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以平均每周申請25項專利的傳奇速度，成了全球超材料領域的領導者。
　　許勤說，由龍頭企業或新型科研機構牽頭聯合攻關，深圳的研發能力顯著增強，企業創新從“模仿追隨”向“源頭引領”攀升。
　　數據顯示，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從2009年的3800件提高到2013年的10049件，提高1.64倍，占全國比重從2009年的47.5%上升到2013年的48.1%，今年上半年又升至51.2%。在國家科技大會上，2012年深圳企業獲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等10個獎項，2013年又獲得9個獎項。在第十五屆中國專利獎評選中，深圳企業共獲得專利金獎4項，占全國的1/5。
　　伴隨著一批企業在“源頭技術”領域的創新和崛起，深圳設立了180億元專項資金，規劃建設23個產業基地和集聚區，推動六大產業規模實現年均20%以上的增長。
　　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陸健介紹說，深圳針對戰略新興產業有一系列發展舉措，六大領域已基本形成了創新生態鏈，企業從初創期到成長期、成熟期均有針對性服務措施。
　　“深圳正在形成影響全球產業格局的強大新興力量。”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長劉若鵬這樣評價。31歲的劉若鵬，從美國杜克大學畢業歸國到成為超材料全球頂尖研究院的院長，僅用了短短幾年時間，“我之所以選擇深圳，是源於這裡優於中國其他城市的前瞻性產業佈局眼光。”
　　國民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監朱杉也向記者表示，創新企業大多缺乏終端產品，若沒有深圳市政府的前瞻眼光和大膽扶持，很多企業走不到今天。
　　根據規劃，深圳未來將在戰略新興產業強化龍頭企業，鼓勵併購重組，形成專業化創新協作體系來打造國際產業鏈。並且，還將以專業性強、服務性強的戰略新興產業基地，來打造一批產業鏈關聯效應明顯的集聚區，成倍放大產業集聚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主導深圳未來發展命運的就是，在科技創新上要始終走在全國的前列，並舉頭觀世界，看準大方向，超前規劃佈局，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攻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速趕超甚至引領世界的步伐，成為代表中國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戰略主動的龍頭。
　　為創新接通金融錢脈
　　“為了1億元貸款，我跑了全國近10個大中型城市。”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魯先平說，創新型輕資產企業沒有貸款抵押物，新生產線始終無法落定，最終是上海銀行深圳分行無抵押、無擔保放款1億元，救了急。
　　錢往哪兒用是學問，錢從哪兒來是難題。只有打破常規錢的血脈才能暢通。我們發現，在深圳通往科技創新的金融“錢脈”多層次、多元化、成體系、很暢通，信貸、證券、創投、擔保和政府創投引導基金等形式，幾乎能為企業整個生命周期提供全鏈條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從“生產環節”向“創新全鏈條”延伸，是有效鏈接資本和創新資源的橋梁，也是深圳綜合創新生態的基石，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這一全國性命題亦有啟示。
　　從實踐來看，一個完整的技術循環應包括技術、企業和產業三個不同的階段，先通過技術體系產生創新且富有市場潛力的技術產品，通過孵化體系產生高速成長、充滿前景的新創企業，通過資本體系推動高成長企業成為重要產業的核心企業，並最終成長為新興產業。
　　也就是說，在完成技術循環的過程中同時完成資本循環。目前，深圳設立電子信息、新能源、生物、超材料等4只國家級產業投資基金，搭建起資本進入實驗室的橋梁。
　　從實驗室技術轉化到初創企業，深圳市出資30億元吸引社會資金，成立了創投引導母基金來解決種子期融資問題。陸健告訴記者，通過參股方式擴大企業投資規模，以讓渡受益權來引導子基金有效投向種子期和初創期企業。
　　當企業進入成長期，可以從創投機構獲得“融資+股權”服務。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孫東升告訴記者，公司共投資深圳本地科技企業81家，其中高新技術企業68家，在國內外上市18家。
　　同時，成長型科技企業還可通過信用擔保和再擔保機構獲得“擔保+信貸”服務。對符合條件的3000萬元以下、一年期以內貸款給予再擔保，且其中信用貸款超過50%。
　　深圳市還搭建了企業互保政府增信平臺，對“民營領軍骨幹企業”採取企業有限互保、政府有限補償、銀行自擔風險模式解決中長期融資。
　　“互保金體系面向金額3000萬元以上、期限3年以上的中長期貸款。”陸健表示，給予增信和風險補償，能讓大企業胸有成竹地國際化。
　　在政府的引導下，深圳高度發達的創投機構創造性地對接了銀行、證券、保險等傳統金融機構，強化“全鏈條服務”。孫東升表示，深圳多種金融機構一起發揮協同效用，大膽嘗試了科技企業信貸債轉股、供應鏈融資、組合擔保貸款、集合債券和集合票據等新融資路徑。
　　“深圳目前是金融機構協同效應最為顯著的城市。”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說，加之主板、中小板、創業板、櫃臺交易、技術產權交易、技術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深圳的科技金融體系已初具“樣本效應”。
　　內生的動力最強大
　　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關鍵是技術、資本的有效整合，其載體是企業，核心是人才。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引進留學人員達到2040人，同比增長63%，大多集中在金融、信息技術、計算機等領域，和深圳產業發展緊密相關。
　　“之所以選擇深圳，是因為產品零部件無論多麼個性化，總能找到生產商。”深圳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濤說。儘管這位企業創始人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且香港特區政府也因其屬全球領先的無人飛行器生產商而屢屢伸來“橄欖枝”，但他們還是選擇扎根深圳——“香港或許有更多的商業機遇，但深圳有不可思議的產業集群”。
　　深圳超多維光電子有限公司技術總監宋磊也深有同感。這家企業原本於2004年成立於北京，但因對產業集群配套的依賴性，於2007年遷至深圳，“這裡的電子產業集群高度發達”。
　　深圳市發改委副主任吳優告訴記者，一大批產業鏈緊密銜接的企業及服務機構，正呈現加速集聚態勢，形成了一批個性化的產業集聚基地。
　　在高等院校等傳統科技資源先天不足的情況下，深圳近年加緊實施“孔雀計劃”，著眼於用科技成果轉化股權、期權作為激勵，加上住房、醫療、教育等要素來吸引海外高端人才。
　　目前，深圳的“廣東省創新團隊”已占到全省總數的1/3。到2015年底，將累計引進50個高層次創新團隊，總共實現1萬名海外人才引進計劃。
　　“我們受益於‘孔雀計劃’，幾乎所有重大項目的技術攻堅人才都來自於此。”深圳市華星光電技術有限公司技術合作總監張瑋稱，“企業沒有任何外來技術，沒支付過任何技術轉讓費，全靠大家自己研發。”目前，華星光電已經在液晶顯示面板領域全國領先。
　　而人才集聚帶來的思想力量，又進一步作用於創業氛圍和創新文化。
　　“對創新的理解，深圳可能更優於北京、上海。”宋磊說，超多維這類技術超前企業，其採購和銷售模式很難被其他城市所接受，但在深圳卻能得到“一企一策”的支持，這座城市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度和技術革新的活躍度頻頻讓他驚嘆。
　　綜合創新“新生態”特征
　　從科技創新到金融支撐，再到人才集聚，幾個核心要素聚合，深圳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得以“閉環”。
　　許勤說，在科技創新達到一定水平的情況下，如果再單一搞科技創新，就很難把所有要素的創新能力積聚起來。深圳要在傳統的單一科技創新的基礎上，形成多要素聯動、多領域協同，對內可循環、可持續，對外形成強大的資源集聚效應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
　　從縱向分析，“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包括四個層次：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是第一層次。許勤表示，任何創新的基礎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所打造的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是綜合創新生態體系的一個“抓手”。
　　國家省市級的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是第二層次；目前深圳已有各類創新載體955家，計划到2015年累計建成1000家。
　　大量科研機構、企業、學校參與的“面上的創新”是第三層次。
　　第四層次包括政策服務體系、金融服務體系、創新人才隊伍、知識產權保護服務等一系列配套體系。深圳的土地整備政策、“孔雀計劃”、人才安居工程都屬於這個層次。
　　“要素的集聚融合，產生化學反應，而不是簡單的配置。”許勤說。
　　從記者調研的情況來看，深圳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有三大特點：
　　一是創新載體爆髮式增長，2008年以來，新建創新載體相當於前28年組建總量的4倍，達955家，並涌現了一批市場導向、研發與產業化一體推進的新型科研機構。
　　二是深圳充分發揮金融中心優勢，加快發展科技金融，形成了包括政府資金、擔保資金、銀行貸款和社會資本在內的覆蓋創新鏈條全過程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
　　三是利用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打造“深港創新圈”，積极參与國際產業分工，承接國際技術產業轉移，集聚全球創新資源。
　　許勤坦言，全國600多個城市都在提科技創新、創新型城市，但是能不能形成一個“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深圳的著力點就在這裡，跨界的要素具備了，通過政府的引導，進一步發揮市場的作用，要素聚集的速度會更快、效果更好，“就跟我們搞CPU一樣，只有它的核在這兒，才能搞出來，然後政府再把各個創新要素集聚起來。”
　　記者調研發現，深圳之所以在科技資源先天不足的情況下，建成了充滿活力的“創新綠洲”：一方面是率先建立了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使一批擁有創新技術和創新精神的企業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中脫穎而出、發展壯大，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另一方面，深圳市委市政府將自主創新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
　　“政府多加以引導和服務，少施以決定和命令，對企業真正做到收放自如，這是深圳的經驗。”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說。
　　從實踐來看，推動綜合創新涉及諸多體制障礙，僅靠市場力量難有實質性突破，且效率低、外部性高，這需要政府進行前瞻性引導。
　　許勤告訴記者，未來還要進一步突破體制障礙，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定的路子走，去挖掘體制機制的創新改革，打破行業界限，開闢生態循環新路徑。□